讲座现场
其实，刘震云早早就来到了爱丁堡。8月10日下午，我在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·古尔纳（Abdulrazak Gurnah）的新书《盗窃》（Theft）的讲座上偶遇了刘震云。讲座结束后，我看到他赠书给古尔纳，古尔纳微笑致谢。两位大作家在爱丁堡相遇，虽不懂彼此的语言，却以书会友，在共同热爱的文学中达成默契。
两人都以文字关注普通人的命运。一位用平静而深刻的笔触书写流亡与身份，一位用机智幽默刻画中国社会的众生相。一个克制如水，一个锋利如刀。如果说古尔纳的讲座氛围沉静而严肃，那么，刘震云的讲座则轻松幽默，甚至常以他的自嘲逗笑全场。
这是刘震云第二次参加爱丁堡国际图书节，上一次是在八年前。这场讲座由英国汉学家、翻译狄星（Esther Tyldesley）主持，她首先介绍刘震云：“生于中国北方的河南乡村，青年时期他考入北京大学，攻读中国文学。他的作品既描绘普通人的日常挣扎，也刻画那些胸怀远大、力求非凡的人们。”狄星还指出，刘震云大概是中国“最幽默的严肃作家”。
无论如何，刘震云的开场白既幽默，又带着几分严肃。他说：“在回答问题之前，我先说两句别的。感谢珍妮（爱丁堡国际图书节总监），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爱丁堡国际图书节，也感谢所有到场的朋友，我知道，这票是花钱买的。只是我对爱丁堡的饭馆不太熟，如果熟的话——来而不往非礼也——我应该请大家吃顿饭……我看看口袋里的钱。”
一句“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”，既是儒家礼仪概念，也让幽默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。这个玩笑既有思想性，又接地气。看到现场有个不到两岁的小朋友时，他又自嘲道：“在座的观众可能有不到两岁的。原来我不知道，我的书在世界上影响这么大。”轻轻一句夸张，调侃自己的“国际影响力”，现场气氛顿时松弛下来。
言归正传。狄星问他——为什么写作？刘震云回答，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各不相同，有人是为了记录一个让自己深受感动的故事或人物；有人则是因为好奇心——比如，发现爱丁堡的风特别大，就想搞清楚这股风与天上的云、城堡、酒吧和农贸市场的农夫之间有什么关系，结果可能就写了一本书……而他写作的出发点并非如此。“总是生活、文学，突然跟哲学发生了关系。它不仅是人物本身，更是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背后的那个道理。而这个道理，在其他的书中可能没人说过。由这个道理，再反过来生成人物和结构。这，就是我写作的初衷。”
接着，刘震云用一个故事讲述人为什么要看书。“在座的中国朋友肯定知道，中国有一个特别发达的行业——外卖。我估计，全国起码有几千万外卖小哥。他们上班的方式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，是跑着上班的。有一天，在一个饭馆里，一个外卖小哥拿着一本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让我签名。我问他：‘你跑着上班，还有时间看书？’他回答：‘等活儿的时候就看几页。’他还说，我写的东西跟生活真像。我说，我可能还是没写好，跟生活也不完全像——因为人在生活中被很多事情裹挟着，来不及思考，而书里的人物要干这件事儿、干那件事儿……他们是谁，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写得清清楚楚。”外卖小哥听完，说：“我终于明白，人为什么要看书了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为了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。”刘震云说，这句话可能就是文学的本质。生活本身不会专门教你每一个道理，有些经验和教训是它自然留给你的空白，而书籍能帮你填补这些空白，让你理解那些生活中常被忽略但很重要的道理。
电影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剧照
今年的“世界读书日”，刘震云曾转发由他主演的微电影《一顿早餐》，并写下同样的话：“读书，是为了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。”
他在多个场合都谈到文学与哲学的关系。在爱丁堡的讲座上，他说，好的作家一定是思想家，比如莎士比亚——无论他写的是悲剧还是喜剧，这部剧的背后总有一个支点，也就是思想的支点。他也喜欢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，认为《尤利西斯》充满哲学的思辨性。中国的好作家，他说，也都是思想家：司马迁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曹雪芹……“再比如，刘震云。”说到这，他不忘自嘲。
“文学的支点是哲学，但并不是要把文学写成哲学，而是哲学止步的地方，文学才出现。从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康德，到孔子、老子、孟子和庄子，他们都试图把世界说明白，但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哲学永远无法说明白的，比如人的内心、人的灵魂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（大意），‘永远不要探讨灵魂的边界，因为灵魂是没有边界的’，恰恰这个没有边界的地方，就是文学要到达的地方。”
当狄星提到他笔下的“小人物”和“普通人”时，刘震云用幽默而委婉的方式回应：“从文学的角度来讲，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伟大的人、卓越的人，所谓的‘小人物’‘普通人’，只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说话没有位置，不像特朗普——特朗普说一句话，一个小时后全世界都知道；而我们村的人，说了一辈子的话，全世界没人知道。”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可他们有一句话还是非常了不起的——沉默。有时候，你说出的话没人听见，但沉默的声音却震耳欲聋。这是一种哲学。我写的人物，都是能发出这种震耳欲聋的声音的人。”
他以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的一个故事为例。书里写到一位意大利神父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这位神父不远万里从米兰来到中国河南延津传教。初来时，他的眼睛湛蓝，但在河南喝了很多黄河水，四十年过去，眼睛变黄；初来时，他的鼻子高挺，但在河南常吃羊肉烩面，四十年过去，鼻子仿佛成了一个面团。从背影看，他和在河南卖葱的老汉没有任何区别。四十年来，他只发展了八个徒弟。没有教堂，他只能住在一个废弃的破庙里，每晚都要给菩萨上香，请菩萨保佑他多发展一位天主教教徒。尽管无处传教，但他对教义的理解非常深刻，于是每晚在油灯下，给远在米兰的妹妹家的孩子，也就是他六岁的小外甥，写信，把自己对教义的理解从延津传到米兰。他的外甥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，认为他在东方至少拥有几千万信徒。上学后，外甥用意大利文写信赞美他。神父读着信流下眼泪——他知道，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相信他是伟大的传教士。后来，这位神父在延津去世。又过了四十年，他的外甥成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。一个默默无闻的神父，在最不适合传教的地方传教，却把教又传回了故乡，培养出一个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。这是一个哲学问题——就像非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，却在南美引发了一场海啸。刘震云说：“这种震撼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不会发生，但在文学里会发生。震撼，是文学极其重要的功能之一。它不但震撼文学本身，还会反过来震撼生活。我觉得，好的作家都是这样的。”
